如果我给自己开一份最喜爱的小说名单，前五十本里，至少有四十五本是外国小说，其中，中国古典小说只有一本《红楼梦》。五十本中反复阅读次数最多的是《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小说，这两套书我读了五六遍。吸引我的更直接的因素可能是语言，因为是母语，它的字里行间意味深长无法用其他语种转述的魅力。
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文学给我的影响大于西方文学，单单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它占的比例实在很小，小到令我汗颜。想起来我还是中文系的本科生，那些必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书是在学校四年补充，也许在学校读书从来不是最好的读书方式，那里总是在告诉你，应该读什么！毕业时，我如释重负，终于读完所有“应该读的书”，之后十多年，我又回到过往的状态，将读书视作某种娱乐方式，只听凭自己的内心需要去读书，才发现，读来读去，仍然多读外国文学。
我的书架上有一长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期刊，从1978年第1期到今年的第3期，整整二十年，一年六本就有一百二十多本，多次搬家缺失几期，便一定设法补来，可见我对它的心情和需要。这两年在中国才走红的大江健三郎早在1980年的《外国文学》就可以读到他的小说，更不用说七十年代末就可以在这本刊物上读到阿赫玛托娃、罗布·格里耶、辛格、马拉默德、福克纳、索尔·贝娄、迪伦·马特、黑塞、厄普代尔、韦恩、艾略特、马尔克斯、纳博科夫、萨特、图尼埃、海明威、约瑟夫·赫勒、川端康成、格拉斯、帕特里克、怀特等等等等，进入八十年代这样的名字可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下去，此刻仅仅写着他们的名字，心情就开始激荡，当年阅读他们时的热情，和今日的怀恋，就像在重温一个爱的故事。
书架上诸如此类的外国作家的书铺天盖地，但也只有这本期刊最能简略清晰地划出一张二十年来我的阅读史表。值得庆幸的是，还发现，其中大部分重要的小说，是上一代著名翻译家的译笔。
我是想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故乡是在西方，我们是在匮乏的年代阅读西方十九世纪文学成长起来的一代，可以说是遍读了所有能够翻译的外国小说甚至诗歌，今日被人们收藏的外国名著精装本当年在我们手中被捏得破破烂烂，我们精神的内在秩序是在这样一种孤独而激奋的阅读中形成，发育时需要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这导致了往后的索取方式。
我们是在成长的岁月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这样一种状态，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国学的捍卫者会说我们是“崇洋媚外”，我想说，我很庆幸当时的“崇洋媚外”，外国文学中热烈而纯净的情感世界，完美的叙述发式，渗透其间的人文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整个少年包裹在其中而远离那一个粗陋的充满暴力的时代，人性在其间丰富而不是萎顿麻木被黑暗吞噬。
大学几年，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可称得上是一场文化盛宴，西方战后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两代人的感受和我们当时的心境很契合，所以当和西方现代主义迎头相遇没有任何隔膜感，我从此和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告别，和那个抒情的罗漫蒂克的时代告别，被西方现代文学所呈现的破碎，废墟，和荒芜的美感迷恋。
印象至深的一篇小说是玛格利特·杜拉的《琴声如诉》，发表在《外国文艺》1980年第2期上，我被弥漫在整篇故事里的那样一种潜伏着却是一触即发的精神危机震撼，我也是初次感悟那样一种“发自内心的痛苦和痛彻心肺的真正美的微语”，从此我收藏杜拉所有的小说，还有同时期的其他法国“新小说派”，如比托尔、罗布·格里耶、西蒙和这个流派之外的法国女作家萨冈的小说。
我很怕这篇短文没法打住，这更像一篇长文的开端，如果要把这些年来阅读的心得留下，足够写一本书。如今书店的架上称得上“外国文学”的书竟仍是那几本经典，翻译家已改朝换代，新版书的译文质量一落千丈，站在书店只有痛惜和惆怅，还有那种盛宴散去之后的寂寥，好在还有一本《外国文艺》给我某种长久的承诺，虽然它也面临着翻译的问题，但毕竟保持着它固有的严肃和纯粹。
 |
